法制晚報訊(記者 紀欣) 3月12日下午,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舉辦了第五期北大博雅公法論壇,本期論壇主題為“家庭、生育自由與計生政策”。法律學家、社會學家、人口學家和統計學家在會上就我國未來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,從不同學科的視角,進行了觀點鮮明的辯論。絕大部分與會專家都提出,我國應儘快全面放開二胎政策。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提出者田雪原建議可以“限三生二”。
  田雪原:可不加條件放開二胎
 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、原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田雪原是上世紀70年代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提出者,也是政策制定的參與者。
  他在會上表示,當年參與生育政策決策選擇的很多領導現在大部分已經作古了,所以他有責任要把當初制定政策的細節講清楚。“因為當初確定的是政策執行最多不超過30年。”
  田雪原提出,控制了一代人的生育率後,人口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,人口增長的勢能大為減弱。“現在人口零增長的一天好比大海上的航船,已經看到了它的桅桿。估計2030年以後就會實現零增長。”
  因此,田雪原提出“限三生二”的建議,“除了人數較少的少數民族之外,保證大家不生育三個及以上孩子,可以不加條件地放開生育兩個的限制,(因為)放開生兩個問題也不大。”可由各省、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和常務委員制定具體的生育政策。
  易富賢:生育的“爬蚤心態”令人擔憂
  《大國空巢》作者、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研究員易富賢提出,我國占絕大多數的主流家庭只有平均生三個孩子,才能維持生命的世代更替。如果不讓生、不願生、養不起三個孩子,則標志著失去了可持續發展能力。
  他認為, 30多年計劃生育,多數地方已形成生育的“爬蚤心態”。就像用罩子限制跳蚤跳的高度,跳蚤長期適應之後,取下罩子跳蚤也不跳了,變成了爬蚤。上世紀80年代中國在山西翼城、甘肅酒泉等地的試點就是如此,放開二胎生育率也很難跳起來了。
  易富賢直言,即便現在停止計劃生育政策,也難阻止我國人口銳減,“到本世紀末也只有6億人口,以後要鼓勵生育會非常艱難。”
  “治大國如烹小鮮,人口政策不翻就要燒糊。”易富賢提出,停止計劃生育不僅可緩解就業壓力和老年化壓力,“孩動力”更可驅動經濟持續發展,並可緩解今後因性別出生比率較高而導致的光棍問題。
  湛中樂:要對生育權重新解讀
  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立法咨詢組專家、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湛中樂指出,“2004年,‘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’被寫入憲法,而《人口與計劃生育法》是在之前的2001年出台的。這意味著中國人權觀念、法治觀念發生了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改變。”
  我國民法和刑法都對生育的相關權利進行了保障性的規定,但在憲法領域中卻討論得比較少。湛中樂表示,北京大學曾向全國人大提出建議,生育自由屬於基本人權,應將《人口與計劃生育法》第17條所講的“公民有生育的權利”和一系列國際聯合國公約文件結合起來,對我國公民的生育權和生育自由做出重新解讀。
  湛中樂認為,中國社會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,依法治國理念深入人心。“現在特別強調行政決策模式是公眾參與、專家論證和政府決策相結合,因此更要註意決策的民主性與科學性。”
  揭秘一孩政策制定細節
  田雪原在會上回顧了中國提倡生育一個孩子決策的出台過程。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,社會上有一些鼓勵一胎制的輿論,比如河北省出台規定,“鼓勵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,最多兩個”。
  1979年11月,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在成都召開全國主任會,提出今後要提倡每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,最多兩個。
  1980年3-5月,中央書記處委托中央辦公廳連續召開5次座談會,對人口問題進行討論。當時正式出席會議的有63人,包括中央和有關部門的領導25人,自然科學家19人,其餘的是社會科學的專家。最後根據會議起草的文件作出了“一個孩子”的決定
  其他觀點
  決策時要考慮各種利益、各種需求的平衡,對於生一個好還是兩個好這個問題,要給大家講話博弈的平臺,要讓大家充分辯論。
  ——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、行政法學家 薑明安
  北京人口密度在世界上排139位,阿根廷、巴西人口密度很小但比北京更擁堵。北京之所以擁堵,不是人口問題,而是城市街道規劃的失誤。
  ——原哈佛大學助理教授、統計學博士 黃文政
  我本人主張計生政策要與時俱進,及時告別一胎化。非獨家庭沒有生育第二胎的權利,這不公平,所以及早走向自由生育。
  ——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 穆光宗
  中國人要理解自己的問題,我國的農業文化鼓勵多生,因此,不能再以單純的、個體自由的角度去探討計生問題。
  ——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張龑
  文/記者 紀欣  (原標題:獨子政策制定者呼籲限三生二 田雪原透露 計生政策出台時確定執行不超30年 現在人口增勢減弱 16年後將現零增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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